诗文传家远，书香满中华。2017年6月底7月初，在《诗书中华第11集》中，钱文忠点评嘉宾，对“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作了解说，这出自《庄子•秋水》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不是庄子说的，而是惠子说的，源由是这样的：水中一对白鱼晃着尾巴游乐过来，庄子感慨道这是鱼的快乐！惠子说，子非鱼——你不是鱼，安知鱼之乐——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的回答是，子非我——你不是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呢？惠子的回答非常精彩，我非子——我不是你，固不知子矣——当然我不知道你，子固非鱼也——当你也肯定不是鱼啊，子知不知知乐——说你不知道鱼之乐，（全）矣——合情合理，太合逻辑了。所以庄子和惠子的对话，真的是证明了，我们的先秦的古人是有逻辑精神的。王充闾在散文集《文在兹》中第一篇散文《寂寞濠梁》中，提及庄子和惠子对话的地方就在“濠梁观鱼”处，王充闾去濠梁，是做了一番功课的，濠梁在淮南钟离郡，明皇陵和中都城都在“濠梁观鱼”跗近。

中国是散文的国度，中华散文，源源流长，灿若繁星。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激荡嬗变，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使散文这一短小精悍、极富时代性和主体性的文学样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名家名篇迭出，佳作奇葩纷呈异彩，“时代推动了散文，散文反映和表现了时代”。

王充闾从1995年开始了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15年来，结集为9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王充闾踏访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古城遗迹，结合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一批历史文化散文。《寂寞濠梁》出自《文在兹》，《文在兹》收入的散文作品有45篇。

濠梁之思引出鱼乐之辩，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关于“知鱼之乐”的论辩，是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惠子从人与物对立的视角，用逻辑思维得出“人不知鱼之乐”的结论。庄子则从人与物交融的视角，用直觉思维体悟出“人知鱼之乐”的境界。惠子是向外穷究苦索，注重向客观方面探求；庄子则致力于向内开掘，喜欢在主观世界里冥思玄想。尽管思古已够让人深思，咏叹已有无穷的兴趣，王充闾写此文并非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托物寄托，白居易云：“歌诗合为时而作，文章合为事而著。”当代学者姚曼波说：“在《庄子》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紧密结合，水乳交融，相互补充，其契合之巧妙，如同演双簧戏的两个角色，在形象思维的一举手一投足背后，都清晰地透出了逻辑思维的理性声音。它真正是思想的文字和幻想的文字的和谐结合。”

《寂寞濠梁》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叙述与议论结合。全文以叙述为主，述说历史的兴亡故事，但不是历史的重现，处处显露出作者的贬斥与机锋。人杰地灵，凤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彰的故乡，在“濠梁观鱼”随处可见这位“濠州真人”的龙爪留痕，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将功成万骨枯，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钟，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有机会读到庄子对楚王说的话，那又该是别有一种滋味上心头！只有与朱元彰共患难，不可与朱元彰共富贵。

（二）历史与现代相融。文章重在说“史”，但处处与现代融合，透射出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伴君如伴虎，明朝开国功臣不会有谁懂得庄子讲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结果反将自己烧干）、“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转过来砍伐自己）的道理。他们头脑都十分简单，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惨痛的悲剧角色。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不仅是对古人的讽喻，也是对现代人的告诫。良禽择木而栖，楚国使者带着国王使命邀请庄子入仕做官，庄子漫不经心地提及已经死去三千年的神龟，使者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愿意活着，庄子顺势婉拒了楚国国王的邀请，让国王在神龟与庄子之间来做二选一的选择。

（三）寂寞濠梁出自经典。王充闾古典诗词学富五车，原来《寂寞濠梁》这题目是有出处，出自二百年前黄景仁的七律《濠梁》：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冥冥之中，我感觉王充闾是以黄景仁的七律《濠梁》作为去濠梁的预案和总结，也许有些尽兴而来，扫兴而归的感觉，当然“庄惠临流处”不看还好，一看果然真是十分失望。否极泰来，也许只有这样，最后，当回归自然的种种想望与期许在现实中一一落空时，大概人们就只好跑到艺术梦幻世界里去寻觅了，逃离历史的真实来追求艺术的真实，逃离物质的真实来追求精神的真实。

（四）诗意与理趣联结。之所以“庄惠临流处”果然真是十分失望，那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现代人往往从实用性、功利性的角度来看待自然，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人们没有兴致去领误大自然的深沉意蕴，更谈不上到去探索寻找精神家园、正视人类危机之类的哲学命题了。这样令人沮丧的生态环境，就是庄子仍在世不仅无从看到“白鱼晃着尾巴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连一点雅兴也要荡然无存了。自然更谈不上赏识那种“濠濮间想”。既前后呼应，使文章有整体感，又是对历史的概括与总结，使文章的内容跃上了哲理的层次，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王充闾有着这样的感慨：任何一个现代人在充分享受种种物质便利的同时，都表现接受由于虐待大自然所招致的惩罚。近乎诅咒：不管你是富可敌国的亿万财阀，还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光蛋，每天都无法拒绝呼吸雾霾，人们总不能吃饭睡觉也还戴着防毒面具吧？还是善待自然吧，自然也会善待人类。

（五）记叙与抒情共生。无论记人、叙事、写景、状物，这些作品均情真意挚，朴素隽永，展时代风貌，抒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国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寂寞濠梁》散文中，王充闾是褒庄贬惠的。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他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通感”与“移情”两种心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通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具备了可能性；而通过“移情”，艺术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验来了解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

有句俗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有道是：学而优则仕。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我尝试着着改动一下，以便更贴近“通感”与“移情”。书山有路证为径，学海无涯悟作舟。南宋陆九渊，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治学主张和方法叫做“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在此基础上，他创立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儒家学派心学。传统文化注重体悟，要经历几个阶段方可，一要亲证；二要体知；三要妙悟，需要身与心同时证悟。“我注六经”则要利用六经的本义，用通俗的语言来进行文本的还原；而“六经注我”则要利用六经的本义，反复体悟其中的道理，来阐释自己的学术理念，说白了就是用自己生命中所领悟到的东西，去理解学到的知识，来与古人之心相契合。

由鱼乐之辩引出“濠濮间想”，基于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我以为植物无快乐可言，有些植物人也无快乐可言，有些植物鱼大抵也无快乐可言。冥冥之中，海豚在训兽师的调教下可能有快乐情感，至于庄子与惠子所观的鱼很难有快乐情感，至于移情，那得另说，就像诗人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物质的真实不同于精神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不同于艺术的真实。问题是：除了人之外，其他动物是否有意识，是否有快乐意识？人类语言体系与鱼类语言体系是否能转译？如果彼此语言体系译不准，怎样破译快乐意识？庄子说了，既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知道鱼类的快乐的。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思维方式是至为独特的。学术界一般把它概括为直觉思维。这里说的直觉，是指超越于一般感性和理性，采用非分析判断的、非逻辑推理的方法，通过感悟、借助诗性等途径，实现直接的本质理解和综合的整体判断，属于中国传统的一种整体认知方式。有的学者考虑到它的常规、冲决框范、不受限制，以想象、联想和逆向、侧向为基本特征，称之为“非逻辑思维”；也有的称之为“意象思维”，即用某种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抽象的观念或原则，实现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飞跃。总之，庄子具有艺术家的其质，不注重外在客观性的知识，以及概念的分析、剖析；而看重实际生活的体悟、主体内在的感受。避开论述性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而采用一种不受逻辑与常识的约束、模糊混沌的言说方式，这有助于突破“言不尽意”的语言局限，收取“义生文外”的效果。

   

电影学中有“主观镜头”的说法，即拍摄电影时，常常选取影片中一个线索性人物，以其视线角度作为定位的基准点。如果把《庄子》一书作为一部电影来看，那么，作者庄子的视角，就形成了“主观镜头”。各个篇章的人物，孔子也好，老子也好，惠子也好，全都通过这个“主观镜头”来映现，各种事物的观察、情节的展开，也都以庄子的视线角度为基准点，其间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中国百年散文是思想启蒙、民主思潮不断发展的记录。

中国百年散文是个性解放和人性觉醒的载体。

中国百年散文是中华儿女团结御侮、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史诗。

中国百年散文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颂歌。

中国百年散文是海外炎黄子孙思乡恋乡的乐曲。

中国百年散文是中西文化融合、艺术多元化的画卷。

 (三)哲理性。哲理是“在最崇高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许多高尚的强有力的思想”（恩格斯），是散文家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和人生奥秘真谛的揭示，不少篇章冷峻深邃，饱含人生底蕴，能给人以人生启迪。

王充闾（1935-）辽宁盘山人。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协主席，著有散文集《柳荫絮语》，《清风白水》《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春宽梦窄》等。

喜欢历史文学，似乎并非个人的偏好。

一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含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康熙帝、曾国藩），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经久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

二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朱光潜说，“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有道是，距离产生美，一切都会过去，惟有真理永存，时间可以静化功利性元素，正所谓宁静致远，诗化生活，着眼于诗和远方。

三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更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

四是就作者而言，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黑格尔语）。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

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可以说是王充闾写作历史散文的出发点。在创作实践上，王充闾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点，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抒怀寄慨，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宣泄出一已的感谓与见解。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第二点，这些历史文化散文，大多形成系列的组合。

有评论家说是体现了清醒的文体意识；有的概括为“工程意识”。实际上，写作当时并没有像完成一部学术专著那样，先有一个总体构想，然后写出各个篇章。这所谓系列是后来归纳出来的。这些文章的形成，都是在现实中对于人性弱点、人生困境、命运抉择中的种种困惑有了一种深刻的感悟，然后从烂熟于心的史海中找到种种对应人物来“借尸还魂”。

第三点，在这些系列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根植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第四点，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

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的关系，这是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随着主题意识不断增强，已不满足于传统散文单一的叙述方式，而是大胆引进西方的多种表现手法，吸收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特点，辅之以象征、隐喻、虚拟、通感、意象组合等艺术手法，意识流动，虚实相间，时空切换，场景重叠，使散文向现代性、开放性拓展。

读书思考，观察事物，剖析问题，直至执笔为文，都应尽量升华到认知规律以至撷取智慧的层面，而不要停留在简单的信息、知识的复述上。认识对象大体分三个层次：信息、知识、智慧。

所谓规律、智慧，正是这种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升华，是由死变活、经过转化的知识与思想，是起统率作用的。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规律反映问题的实质，触及深层的底蘊；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属于哲学的层次。

注重视角选择，尽量选取独特视角。思辨、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提出观察事物有三种视角：“以道观之”，从整个自然界来看，无所谓高低、贵贱；“以物观之”，从事物本身来看，往往是重已轻人，自以为是；“以俗观之”，世俗观念往往是趋同的，随大流，人云亦云。

善于提出问题，也就是要有“问题意识”。爱因斯坛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重视生命感悟、心灵体验与生命体验。这种感悟与体验，都是个性化的，往往有独到的发现。

组织素材，应窄而深，学会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要“孤军深入”求其自得，力戒空泛而弘廓，泛滥而无归。

庄子为文，可说用尽了各种文学手段，最突出的是:

取譬设喻，驱遣意象，描形拟态，摇曳生姿。庄子通过设譬的手法、形象的描写，就使它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审美画面。

运用考张、浪漫的手法，通过抒情性想象与叙事性想象，虚构变幻莫测的艺术世界，表现了高超的写生技巧和营构境界的能力；特别是在运用形象生动、丰美诡异、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方面，可说是达到了极致。

庄子文笔挥洒自如，善于把枯燥艰涩、深邃难解的理论，以浑浩畅达、奇趣盎然的语言出之。

庄子谈道，还惯常应用类似后代散文、骈文的铺陈、排比的方法。

作为抒情天才、丹青妙手，庄子善于运用形象刻画、场面铺陈的手法，来阐明道义、展现情怀。飞扬的意象，诗意的语言，读来真是一种惬意的美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