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不屑于生活被文明的浮华与碎屑消耗殆尽的现实，于是决然删除日常的繁文缛节，孑身前往瓦尔登湖。他以近乎英雄主义般孤身试验的个性，阻拦着文明迅速滑入物欲之流的悲沉宿命。

木心曾于《琼美卡随想录》中提笔写道:“一味冲谦自牧，容易变成晦黯枯涸。终身狂放不羁，又往往流于轻薄可笑。”个性之炽烈与秩序之清辉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彼此的依存。

恰如梭罗之个性为对浮躁喧嚣社会的反戈，个性是以自我意识为坚实轴承。过分强调秩序意识使人迂回刻板、脱离个性，人们创新独特的思想内涵与素养底蕴便失却了色彩。于秩序之方圆中彰显个性，是虞世南孜孜吃吃宦海沉浮后“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一生正道，亦是名士殷浩于权臣恒温较量战书前“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岿然不动的大义凛然。而对比在秩序洪流中失去个性船舵的人们，覆灭沉沦便是必然的结局

在瓦尔登湖畔踽踽独行的梭罗被人称颂为“生活在别处”的“自然人”。不破不立的自然秩序意识是他个性思想的映射。受朋友爱默生自然思想的影响，梭罗认为必须重建被工业文明破坏了的人与自然的秩序。人与自然秩序和谐的标志就是人回归到自然当中并与自然合而为一。随着对自然了解的日益深刻，到后期，他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为人类提出了正确的自然秩序

梭罗之秩序意识有如经纬分明的线条、于每个个体而言，在秩序面前躬身的姿态能使我们对尘世的每一笔雕琢都具备着理性与自律。正如金斯伯格以“没有堤岸，何来江河”的永恒诘问抨击彼时社会因秩序缺憾而导致的个性极端自由，个性的乖张不可脱离出秩序的一方田地。昔者商鞅徙木立信、苏格拉底护法就义，今者知识产权化身保护创新的钟鼎，秩序的桎梏并非困束天性的枷锁。而是警醒那那些将个性凌驾于秩序之上的人。倘若个性张扬逾越秩序边界，便会引至社会嘈杂的混乱

我们所倡导秩序与个性并存，并非意味着时时为规则折腰，而是应当以审时度势的面貌观照自身，将个性与家国所承需之处结合在一起，根据个性特征找准自身时代定位。于旧中国之糟粕规则面前，李大钊为他所坚持的主义慷慨坚守:于旧时俄国信仰危机规则面前，托尔斯泰坚守自己的和平主义信念……明规则与个性之理性思辨，并竭力行之，必将臻之于大境界

严歌苓曾警醒我们：“开成花灾的玫瑰，不是灿烂，而是荒凉。”游弋于众声喧哗的个性波涛之中，徘徊于井然有序的规则大道之上，个性过度，则是纵容，秩序过度，则是泯灭。于个性与秩序的天平之上，俯个性不愧于我，仰规则不怍于世，才方为时代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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