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被称为“清末怪杰”，他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混血家庭，父亲是华人，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十岁时前往英国，开始了在西方十四年的求学生涯。从英国到德国，从爱丁堡大学到莱比锡大学，在这期间他先后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九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精通西方文化。1881年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开始埋头研究中华文化，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等著作，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家。

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并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将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认为儒家学说中的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这种思想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辜鸿铭先生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便是因为具备良民的信仰。也就是我们都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仁慈的力量。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他将中国和日本的礼仪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人的利益，是一种心灵的礼仪，是发自内心的彼此尊重，而日本的呢，虽然精致周全，却更像是排练过的，没有办法让人心生愉悦。

此外，辜老还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中国人的宗教。他认为，因为我们拥有了儒家学说这样兼顾哲学和道德规范的体系，这是一个可以取代宗教位置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体。宗教的意义便是给予众生安全感和永恒感，而儒家不仅仅满足了这两个需求，还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

清末民初，当中西文明发生冲突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毫无保留地吸收西方文明。比如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胡适认为文言文是一种“已死的文字”，主张全面废除文言文；鲁迅认为“吃人的”封建礼教应该被打倒；深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北大学生，在看到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辜鸿铭走进教室时哄堂大笑。面对甚嚣尘上全盘西化的西学风潮，面对矫枉过正的对传统文化的批评，辜鸿铭所选择的是同样激烈尖锐的传统文化的保护行为，他坚定地捍卫了中华文明的尊严，保存下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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